嫡传艺徒
冯根生与胡庆余堂维系着一段百年不解的情缘。他1934年出生，祖籍宁波慈城。祖父冯云生是胡庆余堂第一代老药工，父亲冯芝芳也是胡庆余堂的药工，冯根生子承父业，1949年1月19日进入胡庆余堂当学徒，从此开始他至今60年的中药生涯。当时，他才满14岁，从杭州高银巷小学毕业不久。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由于胡庆余堂每年只招收一名学徒，而传统的收徒制度解放后即被取消，冯根生便成了胡庆余堂唯一的“关门弟子”。
进入胡庆余堂那天的一幕，冯根生至今难忘，79岁的祖母含泪叮嘱他：记住，生意是学出来的，本领是做出来的，要诚实，有志气，当学徒是很苦的，千万不要吃“回汤豆腐干”。祖母还说道：不管今后长多大，干什么，都要“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这些话成为冯根生一生的座右铭。
依照惯例，胡庆余堂学徒期为一年，但因为再没有师弟顶班，冯根生的学徒期居然从一年延长到三年。虽然当学徒很苦，但长时间严格的基础训练，也奠定了他深厚的中药功底，让他一生受益不尽。他当学徒时，每天5点前起床，一直干到晚上9时才能睡觉。3年下来，不仅把两千多种中药的品相、药性、配伍、功效烂熟于心，还把当初开店时印发的《浙省胡庆余堂雪记丸散膏丹全集》这部药书背得滚瓜烂熟。他忆及这段经历时说：“我当学徒是从最苦的‘小炒’干起，到学制胶，学炮制，学丸、散、膏、丹的制作，所以，我中药的全套本领是苦出来的。学徒工一天干16个小时，365天天如此，什么苦累都不怕了。童工不吃苦，能懂得中药是怎么回事吗？成功的人都是苦出来的。”
学徒期满，冯根生连续站了两年柜台，配方，撮药，卖丸散膏丹、花露药酒，三年学徒时所学知识开始大显身手。1954年开始调到制胶车间，生产制胶用的驴皮，这活又脏又累又臭，最后累倒在车间里。等病好后，又调去煎药，每天煎300帖，整整两年。十几万贴中药从手下流过。干罢煎药，又去磨粉打粉。
1958年行行业业“大跃进”，公私合营后的胡庆余堂规模扩大。冯根生调到当时任务最重的整炮车间。中药制作过程中，整炮对药品质量来说是举足轻重的环节。从中药的挑选、整理、清洗、切制、干燥，到炒、炙、漂、洗、煅、飞，从大料配伍到细料精配、粉配等等，工序严密，活计精细，冯根生一干就是三年。六十年代初，冯根生调到供销科，独自一人跑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采购药材，后来又当上了车间副主任。1968年后，来到远离市区、远离厂部的桃源岭车间，当了车间主任。
古代圣哲有言：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学徒生活的磨难和艰辛，为冯根生担当大任，开创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所积累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常常令人折服。
一次有个华侨慕名找到冯根生，要求按他的方子配制一批成药，冯根生说，可以，但希望知道治什么病，以便确定做片剂还是做胶囊。对方默不作答，冯根生说，那我猜猜看，你这方子是治——冯根生贴近对方子耳朵轻声说：“癌症”。对方一惊：“何以见得？”冯根生说，中药治癌主张攻补皆备，活血化瘀，你这20多味中药中，麝香、蛇蜕、蜂窝是攻的，人参、伏苓是补的，丹参用来活血化瘀。这种配伍应是针对癌症的。来客挑起大拇指：行家，真是行家。还有一次，日本汉药代表团来访问，带来一瓶刚研制的新药，冯根生向对方打听药的成份，那位专家一字不答，只打开葫芦形的小瓷瓶，倒出几粒芝蔴大小的药丸。冯根生用指尖拈起一粒放到舌尖，回味一下说，这丸药里少不得麝香、西黄、熊胆、蟾酥这四味药，还有冰片。这药是救心用的。日本专家惊叹：冯先生，你这舌头比药检仪器还厉害。此后不久还有一次,一个新加坡代表团来访，—位华裔老者突然发问：“你们有用人的小便做中药的吗?”年轻的接待员以为老者有挑衅之意，气氛顿时紧张。冯根生恰巧过来，侃侃对答：“小便做药民间还有，过去中药作坊有小便间接熬的药，这味药叫‘人中白’……”老人激动地握住了冯根生的手。原来他也是中药世家出身，小时跟父亲做过这味药，他就是想看看中药的学问在中国失传没有。久而久之，在海外冯根生便有了“药王”的美誉。
古方逢春
1972年，杭州中药厂一分为二，桃源岭下的车间升格为杭州第二中药厂。37岁的冯根生被任命为厂长，从此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
面对厂房破旧、资金紧缺、没有主打产品的状况，冯根生下定“大干三年改变面貌”的决心，并在全厂大会上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带领职工自己动手整修厂房、道路。他招贤纳士，引进人才，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到了厂里。他组织力量，开拓新品，“生脉饮”、“双宝素”口服液、“半夏露”糖浆、“肝乐宁”糖浆、“复方五味子”糖浆、“脉通”胶丸、“艾油”气雾剂等一批新药研制出来，迅速走向了市场。
冯根生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他认为，中药的问题在制剂。他指挥的中药生产技术的改造，包括原液提取的自动化，分封包装的机械化，药液输送的管道化，现场管理的科学化，中药生产由此步入了划时代的大工业生产之列，可以说，冯根生既是中国传统中药业的最后传人，也是中国现代中药的奠基人。作家黄宗英说：“中医药是我国科学与经济走向世界的种子选手，冯根生则是郎平。”
在中药的禁区——静脉注射液方面，冯根生持之以恒地组织攻关，经上千次实验，终获成功。1976年10月，中药针剂车间竣工投产，不久，中国第一支用于静脉注射的中药制剂——参麦针，在杭州中药二厂批量生产，开启了中药新剂型发展的方向。以人参和蜂王浆为主料的双宝素口服液，一经推出，即深受市场欢迎，并成为“文革”后首个在国际上打开销路的中国中药保健品。同时，参麦针、丹参针、养胃冲剂等几十个治疗药纷纷投产，杭州中药二厂的生产逐步走向现代化轨道。厂房也以建设国内一流厂房为目标，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和改造，并实现了工厂园林化。1982年6月，美联社记者威廉·塞克斯顿撰文在美国报纸上介绍杭州中药二厂，他写道“除了一个特点（传统中药）之外，这家药厂的情景同纽约或波士顿的先进化学生物研究所没有两样。”
当针剂、胶囊、药水、药片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古老的中药从“苦、大、丑、慢”变为“甜、小、美、快”之际，冯根生把关注点从中药剂型转移到药品种类上来。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变”的思路，他另辟蹊径，开拓保健药品。
冯根生组织科研人员，深入民间，批阅古迹，从中挖掘瑰宝。经过八方搜寻，先后有120多个方子入选，又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留下三个。冯根生坚持要选“好中之好，优中之优，极品中之极品，精粹中之精粹，状元中之状元。”通过试验对比，遴选出了“益寿永贞”这方中药，这一方子来自一位老者指点的古代帝王宫闱——长陵，它是明成祖朱棣的滋补药。
明成祖是明王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明王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名声显赫，业迹非凡。这位皇帝脾气大，胆子大，气魄大，而且精力体力特别旺盛，动不动就搞御驾亲征，即使到了晚年也乐此不疲。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64岁的朱棣在第五次亲征塞北的归途中，“驾崩”于塞北榆木川。其原因是围猎时不慎栽于马下。此方由朱棣诰封：“益寿永贞”。意为增益寿命，长久不变。
实验的结果，使冯根生对古代医家、医术钦佩有加。“滋而不腻、温而不燥、刚柔相济、阴阳并求。”冯根生毫不犹豫地给“益寿永贞”下了16字评语。他要把“益寿永贞”，推向社会，让500年前的御用药品为现代人造福。他用“青春”这个充满魅力和希望的词汇，来给这只新药命名。
1982年6月18日，由中国国家医药总局组织的“青春宝抗衰老片”学术交流团到香港，进行为时10天的访问交流。整个香港为之轰动，各媒体争相报道。“青春宝”这个亮丽的名字，开始驻扎在海内外众多渴望健康、渴望青春常驻的人们的心间。
在改革东风的鼓舞下，为摸索开创企业独立自主经营体制，使企业做强做大，在与外商合资的过程中，冯根生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想出一个高招：“儿子生娘”——“儿子”即杭州第二中药厂，“娘”就在杭州第二中药厂之上，再组建一个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经过多轮谈判，于1991年9月，中国青春宝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暨正大健康产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正式签约，合资经营杭州第二中药厂。至此，经营了20年的杭州第二中药厂，改称为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中外合资），它的中方“母体”——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生命之根
当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之际，而胡庆余堂因经营不善每况愈下，外债和内债加在一起，濒临破产。1996年，由杭州市政府决定，胡庆余堂加入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加盟后的胡庆余堂作为中国青春宝集团公司的全资子企业，由青春宝集团公司实行统一管理，保留“胡庆余堂”的牌子，将“青春宝”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功经验与“胡庆余堂”的知名度聚合在一起，以更好地发挥“名牌、名厂、名人”效应，使之真正成为中国中药支柱企业。
改革时代的崇高使命，嫡传艺徒的感情渊源，让冯根生重返胡庆余堂，成为这个百年老店新掌门人。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冯根生有了使这个百年老店重振雄风的“妙方”：擦亮牌子，转换机制，理清摊子。兼并后胡庆余堂借鉴“青春宝”的治理经验，经过一番整顿，三年前的亏损大户一跃而成了纳税大户，企业职工福利大为改善，人人脸上挂上了“青春”的笑容，百年老字号开启了“返老还童”的崭新历程。
冯根生使江南药王重振雄风，冯根生使国药走向世界，他无愧为国宝级的现代企业家。2002年7月18日，荣获杭州市委、市府给予的300万元的重奖。
冯根生始终不忘老店东的创业之功，在老药工赵玉城历经千辛万苦发现了当年胡雪岩的归葬之地，找到了胡雪岩的残碑后，冯根生依然决定，在杭州西南郊中村（泗乡）原址，重修胡雪岩墓，让老店东有个落脚安魂之地，让后人有一个追思凭吊之处。冯根生认为重修胡雪岩墓，其意义不在修墓本身。胡庆余堂能延续百余年，享誉国内外，与胡雪岩当年提倡“戒欺”、“是乃仁术”、“真不二价”等经营理念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思想光辉至今仍应在现实社会中悬空烛照。有不少胡雪岩后裔在国外发展，听说重修了先祖胡雪岩残墓后，纷纷致电来函，感谢冯根生的修墓之恩，赞扬胡庆余堂这一个传人，称他不仅坚守自家的门庭，还光大了祖国的中药事业。（图2）
2002年金秋，胡雪岩诞辰180周年前夕，在冯根生的提议下，铸造了一座胡雪岩的铜像。铜像由锡金铜铸成，坐高1.4米，底座高0.5米，按原人造像并给予1.2倍的放大，净重约千斤。雕像中胡雪岩身着长袍，腰板挺直，一手托帽，端坐在太师官椅上，眼望前方神
色凝重。一篇由冯根生拟稿的《胡公祭》祭文，立于铜像一侧。冯根生认为：修铸胡雪岩铜像意义深远，它仿佛立于身边，时时提醒我们不要忘本，不要忘记他所开创的“商道即人道”的精神。
2003年春夏之交，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袭击杭州，市民争抢各类抗“非典”预防药，在胡庆余堂门前，数百人排起了长队。因事出突兀，一时供货紧缺，以至人心恐慌，情形危急。
正在外地出差的胡庆余堂董事长冯根生得知危情，星夜赶到现场办公。当了解到公司抗“非典”药一天就出药三万余贴，而配方急需的金银花、野菊花等中药材供应价飞涨，若不涨价药店难以支撑等情况后，这位掌门人当即拍板，向市民作出承诺：哪怕原料涨100倍，也决不提价一分。同时力挺三项举措：1、企业所有预防“非典”的药品，一律赔本出售并确保足量供应。2、向经济困难的“非典”疑似病人和抗“非典”的一线医护人员，进行定向救助。3、利用企业技术平台，召集名老中医专家，尽快组织研制针对性强的抗“非典”药。
由于社会各界众志成城，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国难”，在同一片蓝天下被及时地消解了。在整个“非典”期间，胡庆余堂的“非典”药不但没有一天断货，更没有一次提价，为此，胡庆余堂亏损50多万元。4月26日，《人民政协报》头版，霍然刊出“向冯根生致敬”的署名评论文章，再一次掀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其实，作为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胡庆余堂，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企业决策，总带有它特定的历史络印和文化基因。晚清年间，战乱频仍，江南一带疫疠盛行，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了“达者兼济天下”，创建了胡庆余堂国药号，邀请江南名医，成功地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等，并免费开仓放药，济世救民，一时在江南传为美谈。一百年后的今天，当“非典”盛行、民众危难之时，胡庆余堂再次义举，无怪乎胡庆余堂一代传人冯根生动情地说：“一百年前的封建老板都能做到，对于一个老共产党员，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到！”。此举同样也得到了胡庆余堂员工的拥护和支持。一位84多岁的老药工说，抗非典时，我们胡庆余堂开仓放药，一记头就亏掉50多万，我们老总冯根生吭都不吭一声。这就叫派头，否则你凭啥西叫“江南药王”。
叶种德堂历史久远，与胡庆余堂、万承志堂、方回春堂等一起，并称为杭城国药“六大家”。从它身上可看到杭州老字号一部兴衰史，也可见证中药事业曲折发展的历程。公私合营后，叶种德堂名号消失，原址被占用，甚至成为职工宿舍。为了再现百年老店的风采，冯根生决定由胡庆余堂出资数百万，照原样予以修缮，使沉吟百年的老店赋以新的生命。接着，他又着手恢复《白蛇传》中男主角许仙学生意的千年药铺“保和堂”，使它与断桥、雷峰塔等名胜连成一线，再现千年美丽传说的场景。
在冯根生身上，有着许许多多耀人的桂冠。诸如“党的十三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奖”、首届“经济改革人才金杯奖”、“中国经营大师”、“2000年国际杰出人士”、“中国医药行业十大杰出经理人”等等。面对一个个奖杯、誉满华夏的他总是那样清醒和低调。
2007年春，当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冯根生的名单颁布后，这位老人竟然动情地留下了两行清泪。一个74岁的老人，在一个中药岗位上连续工作了整整60个春秋，为祖国的中药文化事业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用一生的耕耘，谱写了一阕“生命之根”的辉煌诗篇。
